2月23日，電影《生息之地》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銀熊獎的消息傳回。銀熊獎，就是最佳導演獎，獎勵導演的。柏林電影節認爲，《生息之地》的導演霍猛拍得好。基於影片故事，我聊一些個人看法。
爲什么是最佳導演獎，不是最佳編劇或者最佳影片。
最佳導演獎，其實就是獎勵導演的，認定這部電影拍得好。同時，也可以反向推導，《生息之地》的劇本，離最佳，還有距離，整部影片，離最佳影片，也有距離。爲什么是拍得好，而不是劇本或者成片本身更好呢？因爲《生息之地》講的，其實是一個中國影迷熟悉，歐洲影迷也相對熟悉的內容。
柏林電影節給《生息之地》最佳，看重的是，這部電影具備中國民族祕史價值。早前，嚴肅文學作品，尤其是長篇小說作品，承載“民族祕史”的任務。在歐洲不少的電影節上，也認爲，電影應該承載這個“民族祕史”的任務。《生息之地》恰好承載了這個任務，但故事內容方面，承載的一般，那就獎勵導演拍得好，算了。
“民族祕史”是個啥？
宏大的，天天新聞上播報的，能夠真的被記載到歷史史冊當中的，那些，都不算民族祕史。比如說，咱們好多年代劇，一要呈現具體年代了，就是鐵榔頭拿世界冠軍了，香港回歸了，哪個宇宙飛船上天了等等。這些，都不算民族祕史，只算時代標籤和符號。民族祕史，講的是新聞上沒有播報的那些相對私密的內容。
《生息之地》講的，就是相對私密的內容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在河南的一個鄉村，這一年當中，出了幾個葬禮，和一個婚禮，出了交公糧的事情，出了計劃生育的事情，出了生存不容易的事情等等。這些事兒，是生命個體的，是一個鄉村的。但是，同時，它也是整體的，是一種最具普遍特徵的事兒。但是，這些事兒，不被新聞和歷史記錄。
記錄它們的，曾經是小說，現在，是電影。
電影，是落後於小說的。
《生息之地》這部電影，要是國內能上映，估計國內影迷看完了之後，會覺得，和自己曾經的鄉村生活相通。沒有農村生活經驗的影迷，可能夠不到這部電影的內容情感。這部電影，國內現在能看到預告片了，是農田裏邊，幾個人相遇，然後开始披麻戴孝，並且开啓吊孝表演。這是白描，不是導演設計的，是曾經的農村生活，就是如此。
在這一題材內容上，電影是嚴重落後於小說的。中國文學當中，莫言、劉震雲、閻連科等一批老前輩們的內容，從上世紀初，一直寫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期。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的農村故事，老前輩們夠不着了。這些老前輩們都進城了。雖然這些老前輩後來有一些，又重新回到鄉下，但他們是以作家的身份回歸的，看到的生活，已經蒙上一層“塑料布”了。
老前輩們的衣鉢，也有一些作家繼承，繼續寫，從上世紀九十年代，寫到新千年，寫到第一個十年，和第二個十年。有些青年作家，寫得也非常好，真實，是真正的農村人和農村光景。我就不打廣告了。
咱們中國電影，就比小說要落後很多。中國電影導演，好多都不熟悉農村生活。中國導演，好多都特別有錢了，他們的認知當中，开寶馬都算窮人。像《生息之地》的導演霍猛，他是84年生人，河南人。他在《生息之地》當中呈現的農村，其實就是他不到十歲的時候，看到的農村場景。
從看到這個農村，到用電影的方式講出來，霍猛用了三十多年。中國電影，也落後了中國小說，三十年。
無論電影，還是小說，都有一個當下性的價值所在。
我們站在2025年，講1991年農村的“生之多艱”，當然也有價值。比如說，歷史價值，尤其是文學的、影像學的歷史價值，民族祕史價值等等。但是，這個價值，總是讓人覺得，不如講當下的故事，更有價值。比如說，站在2010年前後的郝傑，用《光棍兒》講2000年前後的張家口農村故事，就顯得更具備當年的當下價值。站在2025年的霍猛，講1991年的河南農村故事，就顯得有點遠了。
所以，中國電影和中國文學，還是要多謀求講當下故事。比如說，我是文學創作者，那我就講一個2025年農民工如何進城打工的故事，這個故事，肯定和十幾年前或者幾十年前的農民工進城打工，不一樣了。這是體現本事的。因爲以往的文本當中，沒有範例，我只能自己採風，自己挖掘，自己創作。
霍猛這個，不太體現本事兒。因爲他講的那個故事，其實好多人都講過了，他當然有自己的真情實感，但更多的，是站在前人肩膀上“創意寫作”罷了。老外畢竟讀中國文學少，一見《生息之地》這么白描，當民族祕史了，自然給了大獎。中國電影唬老外，確實可以把他們唬得一愣一愣的。但《生息之地》，不太容易把真讀書的自己人唬住。
當然，還有另一句話，做最後的結尾——也甭嘲笑霍猛，好多導演，連白描的能力都沒有。（文/馬慶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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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題：柏林電影節銀熊獎《生息之地》，河南鄉村白描，歐洲人當歷史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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